“素质教育是个伪命题。

精英的供过于求，是全社会一场诡异的合谋。”

——《吾国教育病理》

“你不去，就别想拿毕业证”

2021年6月25日10点28分，深圳一家工厂楼下的监控里，捕捉到这样一个画面：

一名年轻的男学生，猛然从高空坠落。

接到电话的农民工余泽伟（化名）怎么也想不通，刚刚过完17岁生日的儿子小余，到底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这是我前两天，偶然刷到的一条新闻：

湖北十堰17岁中专生实践坠楼。

这事儿没上热搜，在各大媒体平台上也很少报道，但我觉得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

它背后的细节脉络，让我震撼至今，事情是这样的：

小余是湖北十堰汉江科技学校一名中专生，事发两周前，他服从学校安排，从湖北远赴深圳一家工厂实践。

然而，就是这短短两周的实践时间，却让他做出了一个死亡决定。

<图源：知乎>

其实，这场实践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突然”、且“奇怪”。

学校取消了期末考试，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称三个月实践期，每人可得1.2万元工资。

按照学校的说法，这是“教学大纲”的规定：“你不去，就拿不到毕业证。”

就这样，6月10日，90多名学生远赴深圳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实践。

可等他们到了之后，才发现很多事，都跟说好的不一样：

首先，他们一到深圳，身份证就被老师收走了。

进厂后的工作时长，也并非先前说好的8小时，而是11小时。

很多人甚至还要上夜班，从晚上18:45，上到次日凌晨6:45，中间只有1小时吃饭时间。

小余就是夜班工作的学生之一，他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搬箱子。

23日夜班期间，高度近视的他撞破了头，眼镜架也断了，头部流血，却被要求坚持上完班。

24日，他请假外出配眼镜，获得许可。

然而6月25日早上，老师却宣布他第四次“旷工”，让他写说明，并电话通知家长。

在小余已经极力解释自己“请过假”后，班主任仍然在班级群两次通报小余“旷工4次”，并提出严重警告：

“如有下次，坚决开除”。

<图源：知乎>

这不是说说而已，早在6月17日，就有两名实践学生被遣返，其中一名被开除学籍。

于是在收到通报15分钟后，小余从宿舍楼6层阳台跳下，当天中午被深圳的医院宣布死亡。

谁也不知道，在那15分钟里，他经历了何等的绝望。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此案。

该校一名副校长，也发表了公开致歉：“如果能让这个学生复活，等调查清楚了、公布了，我认为我可以以死谢罪。”

但网友并不买账。

因为这已经不是该校，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

有网友扒出，早在2019年，汉江科技学校2016级汽修班的何某，就因为在实践车间每天从事体力劳动长达12-13小时，导致其在上班途中，从宿舍楼窗户坠落死亡。

也就是说，汉江科技学校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实践相关命案。

最最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百度百科上，却还打着“不仅保证学生高薪就业、而且高薪满意就业”的旗号。

并宣传自己“连续十年，毕业生100%安置就业率”。

<图源：百度百科>

这让我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同一所学校，接二连三地发生？

汉江科技学校这“100%的安置就业率”，到底从何而来？

学校、工厂和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又是否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利益勾结？

一场名为“实践”的生意

我并非凭空猜测，汉江科技学校事件，存在太多疑点。

根据北青深一度的调查报道，学生们从进厂第一天就得知，能拿到的薪资，是每小时14元。

然而工厂老员工反映，同一流水线小时工的薪资，是每小时26元。

而且“学生们的薪资，厂里也都是按正常实践工资发放的。”

那么问题来了，多出来的钱，又是进了谁的口袋？

劳务合同上暴露的问题就更多了。

根据合同显示：

学生的实践地点是在深圳宝安区，并非班主任之前说的深圳南山区；

工厂也并非深圳市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而是深圳市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学生签约真正的对象，是一家中介。

<图源：北青深一度>

据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

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工作；

18周岁学生参加跟岗实践、顶岗实践，学校应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条条规定表明，学校和工厂已经严重违规。

为什么学校还要铤而走险，明知故犯？

我很难不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这背后逃不开利益二字。

事实上，“职校实践生”的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你不进厂实践，校长怎么换路虎？”

听起来很像情绪化的发言。然而事实是，职校以“实践”之名，将学生送往工厂变为廉价劳动力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知乎高赞评论里，一位名为@北回归线的Onk的网友，称自己就是这种技校的班主任：

“我们学校安排所谓“实践”的学生进厂，一般进的厂时薪并不算低，23到28一小时。

但绝大部分学生（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一个月到手才2000多。

中途你不想干，带队老师要挟什么的都是小意思，直接给你“自愿退学”见过没？

校长直接打电话给班主任，让班主任威胁学生见过没？”

Onk算过一笔账，实践生的工资，大约60%归学校，10%归工厂，剩下的才归学生自己。

一个学生每天被强制工作10小时，大约能给学校赚到3000来块钱。

一届学生约2000-3000人，加起来就是几百万。

“带队老师”这个职位更是妥妥的肥差：

“不用上课，就躺厂里宿舍，看看学生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一点的会在意学生的安危，差一点直接跑去感受当地的洗脚城服务，能半个月不见人影。

而且还有钱拿，高层吃大头，带队老师喝汤”。

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相当完备的产业链。

“职校实践”，既能给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又解决了学校就业率指标的问题。

这分明就是一场名为“实践”，实为“生意”的肮脏交易。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工厂、农村、中专生？

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是，这些中专生的实践经历，像极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

“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

然而夏衍写《包身工》的时候是1935年，如果不是看到小孙的新闻，我实在很难想象86年后的今天，还在发生着这种事。

在Onk的知乎回答下面，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留言：

“要不是出事了，我简直无法相信2021年，还在发生这种事。”

这种反应的另一面是：换做平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或者说，我们甚至无从知晓。

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中专生了？

小孙坠楼的那天，是6月25日，恰好也是高考出分的日子。

那一天的互联网平台上，充斥着对各省市状元的报道。几乎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金榜题名的人身上。

媒体热衷于报道“年少有为”的成功故事，这可以理解；我们知乎逛久了也难免有一种错觉，以为人均精英，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但现实是什么呢？

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去年，我国像小孙这样的在校中专生，就有1600多万人，占全国在校高中生数量将近40%。

职校中专生实践被压榨的事情，也每年都在发生：

2020年9月，山东省临沂水县职业学校电气工程系2019级学生李某，在昆山一家机械制造厂实践时，因不堪忍受持续高强度的夜班自杀。

2021年3月，郑州的一家中专学校，强制要求乘务专业的学生去热水器工厂实习，并以“不去拿不到毕业证”为要挟；

2021年5月，江苏盐城技师学院强迫学生到指定工厂实践，根本不给学生自己选择的权利，逼得学生不得不向央广新闻热线反映。

这些上中专的都是怎样的一批人呢？

或许对于中专生来说，职校实践，只是他们狭窄人生的一种走向。

他们实践遭遇的一切，在多年前招生的那一刻起，就早已注定。

2019年，界面新闻在一篇名为《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的报道里，披露了“职校招生”背后让人细思极恐的利益链条。

我们知道，初中毕业时间是每年6月份，但四川宜宾市的三家私立职校从3月底，就开始从“对口初中”宣传招生。

这些初中的老师，会把班上那些成绩差、不想继续升高中的学生推荐给招生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会积极去做这些学生的工作。

这背后的水非常深。

根据界面的报道，一个学生决定上职校后，招生的人会把学生第一年的学费返给老师，当作报酬。

在当地职校的人看来，这样的招生环节，说白了就是拿钱“买学生”；到了第二年，这些职校往工厂输送的时候，就成了“卖学生”。

为什么“买卖学生”这种事，可以如此轻易地成功？学生家长们都不管的吗？

一位职校招生老师的回答，刺痛人心：

“那些娃娃通常是不想读高中的，也没见过世面，家长也没什么文化，学生单纯，非常信赖班主任。”

“越是穷的地方，越容易招生。”

看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小孙的那位农民工父亲。

在小孙跳楼的前一天，他和父亲打过一次电话。

电话里，小孙向父亲倾诉了夜班的辛苦，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不想干了。

然而，在那通电话里，父亲却让他再坚持一下。

知道儿子毕业后想当兵，他鼓励道：“三个月，干完这三个月实践，你就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了，拿到高中毕业证，你才能应征入伍。”

父辈习惯了“忍一忍”、“再坚持一下”，但对于独生政策下成长的00后来说，工厂的高强度工作，却是无法承受之重。

每次社会发生恶性事件时，我们总想怪点谁，可是我们真的能指责小孙脆弱吗？还是责备小孙的父亲盲目呢？

不能。

中专生的困境，看上去取决于个体努力，实际上往往牵涉到他背后的原生家庭。

在中国，我们一直以来，都把高考看成是阶层流通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提到“知识改变命运”，必谈“高考”。

但对于农村出身的学生来说，却未必如此。

2017年，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的演讲轰动一时：

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

罗斯高在中国做了37年科研，得出一个数据：在（贫困）农村，有63%的人没有上高中。

这个数据统计自2010年，比较老，有待更新。

但就像新京报记者罗东指出的那样：

“在那些远离城市、当地也不具备特殊资源而人们靠打工生活的农村，中考比高考的影响更大。

它决定一个孩子是继续读书考大学，还是就此分流或学一门技术，走上和父母辈一样的打工之路。”

《蚁族》一书的作者廉思，曾与团队走访蚁族，发现学生所考入的学校与家庭状况成正比：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教师黄灯也曾坦言：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精英教育，是一场社会诡异的合谋

所以呢，中专生只能认命吗？

社会学家郑也夫的回答是：教育是镶嵌在社会中的。

这不仅是中专生的困境，而是我们这一整代人的困境。

如何改变它，也本该是全社会要面对的重要命题，而不是只靠个体或家庭的挣扎。

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郑也夫将问题的矛头直指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的特征，是“精英教育全民化”。

“素质教育”是伪命题，真命题是“学历军备竞赛”。

高学历者已经过剩，且很多职业不需要高学历。为什么高学历依然供过于求？一场诡异的合谋所使然。

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来竞争社会地位；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以捞取政绩和选民。

导致的结果，是全社会陷入精英崇拜，而学历却在贬值。

郑也夫犀利地提出，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是职业教育的失败。

这种失败，一方面是职教自身的问题。

很多人抱怨上中专无用，是因为学生无法学到扎实的技能。

即便是不把学生当牟利资源的良心职校，也很难像德国那样，为他们提供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便利。

小孙在汉江科技学校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学校安排的实践工作，却是在电子厂搬集装箱。

@北回归线的Onk也提过，其实也有一种很好的严禁自主实践的情况，那就是学校给你的专业找到了百分百对口的岗位。

17年本地的国有车厢厂极度缺焊接工人，整个市就我们学校有焊接专业要毕业的学生。

这个班40个学生明言禁止不允许自主实践，直接进车厢厂学习并且工作，工资由车厢厂发。为期三个月后，合格的直接被视作正式员工。

可千万别看不起这工作，四五千工资，早八晚六，节假日休息、补贴，五险一金，根本不用担心上下浮动，完全置身内卷的浪潮之外。

很多家境不好的学生完全可以靠这工作完整的安家了，说是改变命运也不夸张。

上高中考大学并不是必然之路，中国最需要的是提高职业教育，而“分流”才是削弱竞争最有效的手段。

除了职校自身的原因外，也有社会的原因。

根据郑也夫分析，德国人在职业教育上就做得非常好：

德国建立了“枣核型社会”，技工的收入与社会地位，都不逊于大学学历持有者。

所以很多中小学生都很愿意分流到职业学校。

其实中国也有过这样的阶段，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村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

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

也就是说，三成多的北大学子，都出自寒门。

与此同时，中专的社会认同度也很高。

对于我们父辈来说，那个年代，中专就意味农转非，比上高中还厉害得多。

因为毕业了，就给包分配。

那个时候，都是学习最好的一批人都读中专当老师，学习差的才吭哧吭哧考大学。

正如南方周末报所评述的那样：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

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不可否认，这些年，国家财政也在不断补贴职业教育，但还远远不够。

即便中专生们顺利通过实践，成为一名技工，也很难获得平等的社会尊严。

对此，郑也夫倡导中国像德国那样分流，一部分学技术，一部分上大学。

这个解决方案也许有些理想化，但却为全社会敲响了一个警钟：

当我们沉浸在对极少数成功者和精英人士的崇拜时，势必会让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境遇被忽视。

可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千千万万的中专生，也是我们社会系统的重要一部分。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如何提高中国的职业教育，是全社会应该思考的重要命题。

《中华字典》里那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不该沦为段子。

请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撰稿：林尉、笔下长青

主编：林尉

图源：部分图片来自网络部分参考资料：[1]《如何看待教育部调查“十堰17岁中专生实践自杀”，副校长“愿以死谢罪”？》知乎[2]《17岁少年工厂实践坠亡：生前遭遇“旷工开除”警告|深度报道》北青深一度[3]《“17岁中专生实践坠亡”，背后的压榨乱象被忽视太久》Vista看天下[4]《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界面新闻[5]《高考录取之外，寒门子弟如何改变命运？》新京报书评[6]《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一席[7]《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仅一成寒门学子都去了哪》南方周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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