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典型代表，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双方的每一个动作，都挑动着世界发展的主旋律。

　　自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美国惊诧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成果，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开始或明或暗的对中方采取措施。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是以竞争为主的“软压制”，那么特朗普政府则是明目张胆的对抗制裁。

　　矫枉过正易，覆水再收难，到了本届拜登政府，虽然名义上中美关系回归到“竞争而非对抗”，但特朗普时期留下的贸易战、科技战、意识形态打压的影响并未消弭，甚至愈演愈烈。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戴旭在2019年就提出：美国开始第六次战略转移，中国千万要小心。这也提醒我们，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下，再谈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或是中美和平发展，未免显得有些陈旧和苍白。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请客吃饭，更不需要敲锣打鼓，唯有直面挑战、主动出击，才能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首先，就需要了解美国战略转移的始末缘由。

　　美国通过五次战略转移成为世界老大

　　在美国独立之初，经济是以种植园农业为主，几乎没有工业，产业技术和教育基础也接近真空，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存在结构性缺陷。同时，彼时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对新生的美国充满了敌意，进行了经济和技术封锁，严重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美国利用欧洲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的漏洞，通过修改专利法进行技术剽窃，力图打破欧洲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封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尊为美国工业之父的英国人塞缪尔·莱斯特，在美国申请水力纺织机专利的技术图纸其实从英国偷带过来的。

　　于是，通过赤裸裸的偷窃行为和强盗逻辑，美国工业在19世纪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接下来，美国通过五次战略转移“下了一盘大棋”，一步步将自己送上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宝座。

　　第一次战略转移，独占拉丁美洲。19世纪开始，美国通过提出“门罗主义”推动拉美“去殖民化”，以此来巩固自身在美洲国家中一家独大的地位。

　　通过对墨西哥和西班牙发动的两场战争，美国不仅将富庶的德州和加州纳入版图、进而掀起西进运动促进工业发展，还赢得了对古巴和菲律宾的主导权、解决了工业原材料和市场问题。随着19世纪末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美国掌握了太平洋与大西洋连同的命脉，第一次战略转移成功收官。

　　第二次战略转移，聚焦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利用远离主战场的地缘优势，通过出售军火和物资大发战争财，战后美国的综合国力甚至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随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战后世界秩序得到重塑。至此，美国势力正式进入亚欧大陆，第二次战略转移成功收官。

　　第三次战略转移，进军亚太地区。二战后期，美国开始收割，用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确立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扶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瓦解英法殖民体系。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奠定了掌控全球金融霸权的基础，第三次战略转移成功收官。第四次战略转移，开启美苏争霸。二战后，美苏冷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美国通过文化入侵、思想渗透和太空竞赛拖累苏联经济，再加上苏共中央权力交接过于频繁，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终于在1991年轰然倒地，美国由此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第四次战略转移成功收官。

　　第五次战略转移，绑定中东石油。三次石油危机让美国开始注重“控制石油安全”，为了确保“石油-美元”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其霸权主义的战略需求，美国开始锁定中东，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战略打击。

　　通过以色列、拉近与沙特的关系等手段，瓦解中东联盟，通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加强对中东的控制力，确保石油美元霸权不受威胁。可以看到，美国每一次战略转移都是以肢解对手、为称霸全球扫清障碍为目的，经过五次战略转移，美国已经成功地奠定了全球霸权的基础。

　　扶植

　　但同时，全球部署驻军、常年发动局部战争，使得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经济增长已经显著放缓，在08年经济危机的放大效应下，美国已经开始思考通过新一轮的战略转移来转嫁矛盾，继续维持霸权地位。

　　此时，中国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的和平崛起，让美国在惊讶之余产生了不小的担忧，于是，意在打压甚至是肢解中国的第六次战略转移粉墨登场。

　　美国第六次战略转移不同以往

　　美国第六次战略转移肇始于奥巴马政府，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演讲时提出了战略转移的具体构想：

　　“美国要以日、国、澳、菲等盟国为核心，联合新加坡、印尼、越南等新兴国家，不仅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同时也防范中国、印度等崛起，以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为此，美国将带领这些盟国与新兴伙伴应对中国未来对该地区局势的冲击。简言之，构筑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

　　因为中国的国力、政体与美国前五次肢解的对象不同，以及当今世界信息化、全球化的大趋势影响，美国第六次战略转移不同以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手段更加现代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企图利用软实力发动颜色革命，利用网络和西方国家掌控的世界主流媒体颠覆中国，有组织的输入西方价值体系，企图把中国拖入网络政治的漩涡，有组织地制造谣言，抹黑中国形象。

　　这种颠覆措施比用军事手段来得更有效、更隐蔽，成本也更加低廉，既难以防御又难以反制。

　　二是打击更加精准化。美国一方面利用美元的金融霸权，对中国极限施压，打贸易战，企图制造中国金融系统的紊乱，用热钱的流入和流出来冲击中国金融。另一方面在科技方面实施“卡脖子”战略，扼住中国科技发展咽喉，打压华为、以国家安全为名义限制学术往来等手段就是明证。

　　三是涉及面更加多样化。简言之就是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涉足一些可以涉足的领域，试图全方位多角度的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打压。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涉疆、香港、台海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组成所谓“反华联盟”，企图逼迫中国做出让步；提供投资移民政策吸引中国高端人才和资金外流。比起前两点，这套“组合拳”也是拳拳到肉，不容中国掉以轻心。

　　中国需要“内外兼修”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将以对抗竞争为主，合作往来将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中国既不能寄希望于美国“松口”，也不能被动挨打，置西方国家恶意攻击和抹黑于不顾，因此，面对美国第六次战略转移，中国要做到“内外兼修”。

　　一方面，要修炼内功，办好自己的事。中国要具备战略思维与历史视野，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加快科技创新，破解核心技术“掐脖子”难题。

　　只有中国自身修炼得没有短板，美国的精准打击手段才会无所适从，其战略转移的意图自然也就付诸东流。另一方面，要主动出击，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加强文化输出，提升和改善国际形象，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治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积极营造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关系，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王毅外长在今年4月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清楚地指出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美国能否接受一个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大国和平崛起，是否承认中国人民也有谋求发展、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

　　从美国开始进行第六次战略转移的意图来看，这个症结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弭的。因此，中国更要多加小心，“内外兼修”，办好自己的事，用提升综合国力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实际行动来让美国战略转移的战略意图“竹篮打水一场空”。